再说，政府在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方面能够彻底无为吗？完全由市场来自然、自由和自发地进行可以吗？当然可以，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是这种完全依靠市场的纯粹的市场调节状态。
其次，包括十七大五中全会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大力提高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仅仅是纠正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低工资状况，使中国劳工的工资符合劳动生产率的客观实际。要紧的是，从理性上去了解服从那些我们不能详细地领会其运作机制的力量的必要性，就要比宗教甚或对各种经济学说的敬意所激发的卑下的敬畏感驱使我们去服从它们时还要困难得多。
反腐败必须治本 ,不能治标不治本。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才能够确认在什么环境下，哪一方面更重要些，这种单方面的重要性，也必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即利率（平均利润）加边际劳动力收益。8、 中国应该怎样有效地反腐败我认为，世界各国反腐败成功的实践经验，就是上述二大必要条件：绝大多数民众的启蒙、觉醒并赋予他们自觉、主动地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民主权利。
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到底如何来进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政府完全退出，还能够称为改革吗？完全彻底地由劳动力市场自然、自由、自发地决定劳动力价格就是科学的、有效的吗？张维迎先生还说：工资问题依然是市场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
因此这种市场本身的弊端，只能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依靠政府在问题出现时，或者是一旦发现问题时就即时地、恰倒好处地干涉、及时地监管和纠正。7、怎样才能使中国崛起？怎样才能使中国崛起？完全依靠市场自然、自由、自发地发展能够有效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吗？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超范围的干涉为什么会那么多、那么严重？应该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涉？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由于自然、自发、自由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上述各种缺陷，所以，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必需政府宏观调控的辅助，最起码，市场经济必需相对完善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符合国民经济客观实力的福利制度的辅助，否则的话，市场经济就是有缺陷的，不可能是相对完善的。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哪怕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去做那些他所还不了解其必要性的事情而只想维持我们现有的复杂文明，每个人所需要的才智都应该比他现在拥有的要多得多才行。[21]我也希望张先生能够考虑是否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高效率的？怎样的市场经济才是高效率的？是什么政策使市场经济后60年比前200年在效率上产生了飞跃，甚至成倍地上升？5、中国低收入、低消费、高投资、高顺差以及国企高收入的经济模式的根源是什么？这种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失误、还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上述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而这种市场本身的缺陷，是必需政府的有效调控，才能够弥补的。
[48]我对上面哈耶克的言论的理解是：首先，哈耶克提倡对市场无知的服从，并不排斥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理解，哈耶克所谓的无知的服从，仅仅是一种对人类理性和智力有限性的无奈，也就是这种无知的服从，仅仅存在于人类无法完全彻底地、理性地理解客观世界的范畴。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
在效率和公平中没有，也不应该区分第一和第二，二者必须一视同仁。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往往是贫富差距快速二极分化伴随着低收入群体收入缓慢的提高。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二是，政府行为建立在对市场规律和市场客观要求的科学和理性的认识上，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序地进行。
[11]市场是靠人运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在医药行业的招标实践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本来只要买通院长和药房主任二人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一招标，就必须搞定全体审批委员会的十几个人，行贿金额和腐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招标的结果和目标恰恰相反，增加的腐败金额全部由病人埋单，药价比招标前还要高，病人的负担比招标前更重了。但事实上哈耶克并不是像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所说的，崇尚无知、诋毁理性。[45]、《通往奴役之路》第十四章第198页。
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理论，就必然迟早会被大多数人认同。结果就是劳动力相对资本来说，是永远地过剩的。
也就是说，国民期待中的收入倍增计划被否决了。请问张先生，我们终究应该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难道是依靠精英群体的施舍来实现把财富集中到国民手中的共同富裕？我甚至非常担忧中央十二五改善民生的计划能否有效实现，且不说，这个计划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妥协，只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我的理解就是只是收入的增量改革，而不会还旧帐。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这种人类的实践成果，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果，并不取决与个别决策者和政治家，也不取决于个别经济学家，而是必须集全体国民的智慧来实现的。张维迎先生说：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36]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10、经济学家的道德何在？张维迎先生还说：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处于那一点适合，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结论。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道理非常简单，市场的纠错机制只能在发生错误后才能够纠错，而只要发生错误，效率就已经受到损害了。张维迎先生此话显然是过于绝对了，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能够成立的——如果一个国家需求严重不足，投资已经过量，已经超正常需求，或者说超正常范围，张先生的这个定义就不可能成立。
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8] 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
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当然，这种理性，应该，也必须是真正的，科学的理性。
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应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这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不能依靠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仅仅依靠中央的决策，想通过精英群体的施舍来现实的这个计划到底有多大把握？中央的政策在目前的中国能够令行即至吗？只要考察一下中央下很大决心来调控房价的客观效果是房价不降反升的事实就应该是前车之鉴。所以几个月前还在救市，现在又要去‘压市。我说的这种市场缺陷就是在大多数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这个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
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如果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现状没有一个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一切经济政策就只能免谈。
至于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处于那一点适合，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结论。所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当务之急，就是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政府如何从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转变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执行者。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 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
其二是，就中国目前需求乏力，投资已经冲高的现实环境下，再进一步刺激投资，能够有效吗？至少我认为效果应该适得其反。因此任何决策，都仅仅是在利弊衡量中寻求利多弊少的政策。所以，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及其创造的财富，也必须相对地为每个人和一切人享用，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须相对地依靠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努力和创造性实践，而不能仅仅依赖少数精英。过去我们农村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长期以来工资压得低，但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工资往上拉。
而且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就是绝对不能只有一个医生，只有一个医生的制度是绝对没有资格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如果说国际竞争中机会难得，时不我待，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难道应该，或者说有必要这么无为地等待劳动力市场的拐点自然到来吗？三是：如果我们没有未雨绸缪地预先通过提高收入来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来有效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话，就算是通过漫长的等待，当劳动力市场的拐点真的到来时，我们何以面对东南亚和印度、非洲的低价劳动力的恶性竞争？张维迎先生说：如果工人工资的增长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规定，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会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将导致工资和价格螺旋式攀升，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38]张维迎还先生说：中国的崛起至少应该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经济的崛起，第二层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崛起，第三层是中国文化的崛起。那么中国有13亿人口，农村户口占70%以上。
这就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不错，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鼻祖和创始人哈耶克确实提倡要对市场无知地服从，甚至有过人类的无知是如此重要的名言。